纪念非典一周年——我的非典笔记

好像是三月中下旬的时候，非典突然成为网络的论坛上谈论的中心话题，不过因为公众媒体尚未报道，大家彼此间都只是在传播一些正规或非正规渠道出来的消息。对于广州地区发生的非典疫情，我觉得好像是欧洲的疯牛病、口啼疫，感觉距离我们如此遥远，没想过不久以后，我的生活、情感和事业都因此有了或多或少的改变。

到了4月份，北京市政府召开记者招待会，人人直面非典。而因为4月19日，在杭州出现了第一个输入性非典病例，而被染上非典的三兄妹正是被北京去的大姐给传染的，爸爸妈妈也开始为身在北京的我们一家三口担心起来。其实我们身在其中，好像并没有那么恐慌，毕竟感染的几率很小很小。

我唯一紧张的一次是24日。那天早上我们正常上班，为了我要不要五一回杭州，刚和父母在电话里探讨了一番，我的立场是早就计划好的事，不要因为这个几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而放弃。而爸爸妈妈担心我们在路上可能被传染，到了杭州机场可能被隔离……总之，好多可能，但又想看外孙，不知道该不该叫我们回去。突然，公司人事部经理大嗓门地对大家说，没事的同事收拾一下回去吧。公司放假了。从消息灵通人士那里，我们悄悄听说，就在我们的现代城D座8层，出了一个非典病人。而我们在A座，虽然我从来不去D座，但是公司有同事就住在D座23层。在那一瞬间，我第一次紧张了一下。

不过后来听说，染上非典的是一个印章公司的送货员，他曾到过D座8层的一家公司送货，只接触过该公司的前台。迄今为止，这算是发生在我身边最近的非典了。

这件事的唯一好处是，我们公司开始给我们放有薪假期，一直到5月6日。于是我就兴兴头头地开始准备回杭州的事了。一个被乡愁折磨得够呛、又着急把宝贝儿子带回老家给大伙儿炫耀一番的迟钝女人，在这个时候，压根没想到家乡的父老乡亲其实并没有这么欢迎我这个来自北京的人。

4月26日。阳光灿烂。我的心也因为即将踏上返乡的路程而雀跃不已。从各种媒体渠道，知道杭州对非典的控制非常严格，让我觉得能离开灾情越来越严重的北京是再明智不过的事情。我给一家三口准备了口罩，虽然在这之前我还没有戴过。对于那些戴着口罩的人，尤其是男人，我总觉得有些鄙夷。在拥挤的电梯里，看见他们生怕别人把病毒传给他们的婆婆妈妈、猥猥琐琐的样子，心里实在觉得这样的行为有点贪生怕死，让人讨厌。当然，在不久的以后，我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对别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为了儿子，婆妈一点吧，何况我本来就是孩子妈。

机场的人出乎意料的多。所有进入大厅的人首先必须测量体温，穿着一身白大褂的人坐在一台监测器后，冲我们点点头，示意我们可以进入。大厅中央，有一台消毒机在不停地向四周喷洒着带有古怪气味的细雾。我带着儿子找到一个人群相对稀少的角落，和所有人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静静地等待老公办理登机手续。儿子的口罩早就被他摘掉了，而我已经失去和他玩戴上摘掉这个游戏的耐心。我自己其实也觉得气闷，但为了老家年迈的父母，为了怀中不满一岁的稚儿，忍着吧。

等待安检的时候，我发现带着孩子出行的人还不少。还有比我的宝宝更小的孩子。我看看他无邪的笑脸，默默祈祷我们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回到杭州。

飞机上，漂亮的空姐都戴着大口罩，宝宝看看她们，好脾气地冲美眉们咧着大嘴笑，他一定以为大家都在跟他玩藏猫猫的游戏吧。机舱内散发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让人安心不少，希望不仅仅是心理安慰。坐在我们后排的一个年轻女孩，很喜欢宝宝，一直在逗他玩，我暗暗有点担心，她和宝宝的距离是不是太近了，她的唾沫有没有飞到宝宝的脸上？

周围的人们都戴着口罩，不过好笑的是，当空姐开始分发饮料和难吃得要命的航空食品时，他们还是抵制不住不吃白不吃的诱惑，纷纷摘去口罩，倒不怕病毒了。他们想到没有，也许一个戴着非典病毒的飞沫此刻正从邻座的刀叉上飞到了他卷动的舌头上了呢？

飞机降落时，宝宝也醒了。他一向是个乖宝宝。出机场前，照例又是量体温，交健康申报表（希望大家都如实填写了）。远远就看到老妈等在出口。宝宝舅舅开了车来接我们。到家就是好呀，什么都不用操心。宝宝看到外婆有些怕生，紧紧搂着我的脖子；不过上了车，因为有移动的风景看，宝宝就肯让外婆抱了。

走进小区门口，换了新保安，微笑很陌生。不过我的心里美滋滋的，又可以说杭州话了，又可以吃到老爸做的葱油鱼了，又能看到西湖美丽的山水了……现在想来，当我喜滋滋地将夫挈孺走进小区大门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彼此招呼：“北京人进村了，乡亲们戴上口罩啊！”

体会到北京人是如此被杭州人讨厌，是在一个出租车上。因为我的身份证、护照都在今年到期，所以我打算趁着五一放假前的工作日，赶紧在老家把这些事都办了。杭州的出租车很漂亮，是大众的帕萨特车型，宽敞、明亮。因为我一口杭州话，司机没什么异常反应，照例向我抱怨因为非典，生意少了不少，活不好拉，等等。我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着。然后他总结道：“最讨厌北京来的人！杭州的三兄妹就是被北京的大姐给传染的。”我顿时噤声。

虽然我来自北京，但是我坚信自己是非常健康的人，不携带任何病菌。但是在人人自危的非典时期，人与人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彼此信任的可能了。除了你自己，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把非典传染给你；而北京这种重灾区来的人，在外地人眼里，都成了带着病毒的人。

我再一次体会到这种歧视是在小区里带着宝宝散步时。我们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主任姓祝，我曾经担任过业主委员会的秘书长，所以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后来因为搬家去北京，就不曾联系过。这次在小区里恰巧碰上了，我带着一贯的热情和友好跟他打招呼，他却连最起码的客套都没有，连最起码的寒暄，比如说“啊，孩子多大了”都没有，反倒后退了几步，支支吾吾地僵硬着脸走掉了。

我们就这么让人讨厌吗？

自己吓了自己一大跳是在五月一日的一大早。前一天晚餐因为贪吃了大半盆醉蟹，半夜有点腹泻，一大早起来头轻脚重的，知道受凉感冒了。杭州的初夏，潮湿而闷热，温度变化也很大。前一天还热得宝宝只穿了小背心，晚上就下雨了，气温一下又降了下来。我量了量体温，天！有热度！！因为自己是北京来的，而发烧是非典首当其冲的症状，我当时心就怦怦得跳了起来，就凭这两条，我一进医院肯定就会被当作疑似病例了！

我赖在床上，仔细感觉肺部有没有任何不适。爸爸妈妈关在厨房里小声讨论，口气听上去有责怪，也有担忧和慌张。我只好壮着胆子，安慰他们，其实自己心里也没底。妈妈去附近的华东大药房，买我指定的退烧药泰诺，回来说上面规定了任何药房不卖感冒、退烧药。翻了翻家里的药箱，有同仁堂的感冒清热冲剂，赶紧吞了一包。又找到了感康，写着能退烧，也连吃了两颗。带着恐惧和不安，我在药力的作用下沉沉睡去。

其实我心里已经想好，如果一天下来，烧还是不退，那么再怎么回避也不是办法，相反还会影响家人，该上医院还是得上医院。但是我又觉得我不可能被传染了非典，因为除了发烧，真的没有任何别的症状。

睡醒后已是下午三点多。醒来就觉得神清气爽，量一下体温，已经退到37.2度。喝了一大杯老公亲手做的鲜榨橙汁，看看地板上嬉戏的小宝宝，我庆幸自己没有染上这个可恶的非典，也明白了人们为什么如此害怕。经历这一劫，我决定回北京后每天上下班还是戴上口罩比较安全。

因为我的病，当天发生的另一件事就暂时被大家放到了一边。其实老公那天的心情也不好，因为一大早，在酒店工作的他收到总经理发出的电子邮件，从五月一日起，他的工资将减一半，唉，有什么办法呢，酒店没有生意，也只能这样了。我安慰他：光减工资，没有裁员，算不错的了！

5月4日，杭州又新增一例非典病例，整个城市的气氛又骤然紧张。

那是一个从广交会回来的阿里巴巴网站的26岁女孩。杭州网的论坛上，一片骂声。人们都在指责这个“杭州毒王”，用各种刻薄的话。我感同身受，因为我来自北京，因为我也见了不少人，办了不少事，如果我得上非典，也有一大堆人会被我牵累而遭到隔离。可是，我设身处地为她想想，一个即将结婚的女孩，虽然从广州回来，可是有那么多事要办，她怎么可能在家呆得住呢？而且，每天有多少人从不同的地方，包括重灾区进入杭州，真正带着病毒的又有几个呢？而年轻健康的她，又怎么会想到自己是不幸的几百万分之一的那个倒霉蛋呢！

此时此刻，她已经在病房里遭遇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她所在这个城市的人们为什么还不放过她呢！她又不是明知道自己非典还到处跑，她也是受害者呀！——因为她，我更加感觉到非典的流行而导致的世态炎凉。回到日夜思念的杭州，我的心本来是热的，现在却一天天地冷下去了。

在家中待了14天后，我还是打算去杭州日报社看望一下老领导，老同事。本来作为过街老鼠，我是乖乖呆在家中，不敢去主动拜访任何朋友的，但是一来因为14天潜伏期已过，二来第二天就要回北京，三来好多老同事都说想看宝宝（不管他们是出于真心还是客套），我打算还是去一趟离家不远的杭报大楼。

不过报社的防非典措施很严，任何访客不准进入各楼层，只能在大厅见面。这样，总没有叫老领导下来见我们的道理吧，所以只好打电话给几个铁哥们，他们下来，大家都站着，嘻嘻哈哈聊了会儿天，我不断向他们强调，我已经回来14天了，已经过了潜伏期了，我是安全的，你们不用防范我了……天知道有没有消除他们内心的担忧。

在离开杭州即将回北京前的夜晚，爸爸最铁的朋友曹叔叔夫妻俩来看宝宝。我热情地招呼他们，给他们泡今年的新茶，他们抱了抱宝宝，却没有喝我泡的茶。他们走后，妈妈在厨房悄悄地责怪老爸，为什么要请他们来呢，人家知道他们一家是北京来的，你看，连茶都没喝一口。都是上年纪的人了，他们才不想染上非典呢！我听见了，心里挺失落的，幸好，明天，明天我就回北京了。我们这还没怎么样呢，仅仅因为来自北京，就这样遭人嫌。我想起那些艾滋病患者，还想起那些已经染上非典的病人，以及病人的家属，他们遭受的冷落、歧视、偏见、仇恨……一定更多，更多。

终于离开令人窒息的杭州，回到了北京。虽然每天新增病例的人数还是不少，但毕竟每天都在减少，公司照常上班，一切好像与非“非典”期没什么两样。但是经过杭州人的潜移默化，我的神经也脆弱了不少，每天乖乖地带着口罩——虽然北京的大街上萧条了很多，人车都少了。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是路上不堵车了，打车上班比平时省钱也省时间。

网上流传着不少笑话，都是北京人自己调侃自己的，可谓苦中作乐。公司也出了以非典为主题的小报，搜罗了不少故事，看看也挺有意思。回到北京，才发现，原来我这个杭州人——更确切地说是个“非典型杭州人”，因为非典，已经脱胎成北京人了。因为在这里，我才有回到家的感觉。没有人嫌弃我，没有人回避我，没有人歧视我。如果我非典了，也不会有人在背后骂我吧？当然，上帝保佑，佛主保佑，看在我可爱的宝宝的面子上，让我健健康康地度过这段非典时期吧。

开开心心回家去，平平安安返家来。原本以为我的非典笔记就可以这样结束了，非典像是一成不变的生活中激起的一朵浪花，慢慢地就会平息了，可是没想到更大的波澜还在后面，我就增加了这一节后记。

在我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天，妈妈打长途电话来说，前几天给宝宝送来两套衣服的美玲阿姨发烧了，打电话问她我的情况。妈妈连忙安慰她说，你一定没事的，我女儿也是好好的。但是人家明显是怀疑被我传染上非典了。回家把这事跟老公一说，他说，哼！是她发烧了，我还怀疑她有没有把非典传给我们呢！

而早前那个被确诊是非典的女孩，后来据说又被排除了，所以她接触过的人一个都没被感染上，而曾和她同桌吃过饭的未来婆婆在她确诊非典那天发了烧，也仅仅是因为紧张引起的。杭州人都松了口气，又开始享受他们无边的湖光山色了。唯一的传说是，那个女孩要打官司，认为名誉受损，其实在非典这件事上，宁肯错判千人，不能放过一个。我看她还是自认倒霉算了！

5月下旬，非典疫情似乎已经得到了控制，一切都快要好起来了，可是我的老板——在北京那么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大亨潘石屹突然宣布公司裁员！财务部一下被裁掉7个同事，其中有两人已经为公司工作四五年了！一位被裁的同事刚买了房子，每月要付数千元的按揭款；另一位被裁的同事刚从东北把老婆和不满一岁的孩子接来了北京；而设计部那个我还叫不出名字来的同事不久前刚被招聘进来，正踌躇满志打算大干一番……当然，商人眼睛里看的是利，不必考虑员工这么多。我看了，心里非常不平，公司里人人自危。我考虑了自己的条件，刚生完孩子，儿子还在哺乳期，虽然是老板委托人事部经理又把我请回去的，但是非典属于不可抗力，我还是要给自己另寻出路比较妥当。

就这样，因为非典，我在自己的家乡遭遇了冷落；而回到北京，刚有一点回家的感觉，公司里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个中滋味，冷暖自知。幸运的是，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回想起来，因为非典，而在家中与蹒跚学步的宝宝度过的20天日子，是我生命中最丰富美满的日子。